卫健委呼吁各部门少发文少开会要求真正给基层解决问题

中新网客户端2月11日电(宋宇晟)针对基层医护人员减负的问题,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11日回应,基层防控工作非常紧张,基层干部包括医护人员战斗在一线,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重复性、没有效率的工作。在疫情防控初期,因为参与部门很多,各个部门都在要数据、填报表。“针对基层工作人员报表多的问题,我们发了通知,就是希望基层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疫情防控上。我们提出,基层医疗机构法定报表是必填的,为防控疫情增加的数字,必须要在地方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协调下,统筹管理,不要各个部门都去要数据,减少重复报表。我们也要求,各部门少发文、少开会,深入一线,下沉基层;真正给基层解决问题,不要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支线客机ARJ21的132架机在浦东机场完成了首次生产试飞。生产试飞当天,经过3小时50分钟的飞行,ARJ21飞机的132架机平稳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此次试飞任务的圆满完成,标志着ARJ21飞机第二条生产线从部装到总装再到生产试飞的各环节已经完全打通。

关于制程方面,该网友未提及太多,可能是采用去年发布的Orgin自驾平台同款8nm LPP工艺。而发布日期要等到今年第4季度了,毕竟NVIDIA还在等AMD的big Navi。

蔡卫平认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患者无论大病小病都倾向于去大医院诊疗,而我国医疗资源总量匮乏,大医院人满为患,一名医生每天要面对数以百计的患者,体力和精力的严重透支导致医患沟通减少,容易造成医患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侯建明认为,近年来,医患纠纷频频发生,恶性暴力伤医、杀医事件更愈演愈烈。而部分医疗机构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赔钱道歉,更是纵容了伤医行为,使一部分患者及其家属把“医闹”当作解决医患纠纷、发泄对医院不满的捷径。

同时,减少医务人员跟医疗工作无关的工作,减少医患矛盾的诱发因素,如催缴费、病床使用率、周转率,医保控费等工作。

建议1:减少医生非医疗工作任务

“医院等级越高,规模越大,其报道的暴力伤医事件越多。”蔡卫平介绍,暴力伤医事件发生率从高到低的科室分别为急诊科、门诊大厅、内科、ICU。门急诊则一直是普遍高发的科室,而急诊科的暴力伤医事件发生率有显著增长。

探因: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医患沟通不足

(总台央视记者 徐静 中国商飞 王思磊 管超)

“如果病人本来就对疗效不满意,医生又来催缴费,或者病人还没治好,因为病床周转率指标,医院不得不赶病人出院,这都是很重要的根源。”蔡卫平坦言,如今压在医生身上的非医疗事务太多,医生并没有太多时间真正去给病人看病或讨论病人治疗方案。

而与此同时,医保支付水平较低,但患者期望值较高。蔡卫平指出,医保支付系统低水平广覆盖,很多患者“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且因医保限额导致部分慢性病患者难以入院治疗,加重经济负担,患者情绪在日积月累下容易暴发,把不满发泄到医务人员身上。

现状:暴力伤医事件近十年呈上升趋势

他认为,应将扰乱社会秩序、违法犯罪的医闹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才能更好地保障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因此,建议对于扰乱医疗工作秩序,有暴力、过激倾向的医闹行为,一旦发生,即从重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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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卫平还指出,青年医生多在临床一线工作,其直接面对大量患者。现在的病历要求他们签署多种知情同意书、案牍工作非常繁重,与患者沟通时间减少,导致了医患信任关系建立的困难。另外,医生承担很多与医疗无关的工作,如找床位、催缴费、医保控费等工作,导致矛盾双方利益冲突,矛盾不可调和。这些都为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

为此,他建议,应当在涉及医务人员权益的相关法律和刑法中明确医闹性质和行为,在定罪量刑时不能只考虑是否造成伤害结果。对于存在暴力倾向但未造成伤害结果的,情节严重者按既遂处理。

△ ARJ21飞机浦东生产线

建议3:引导以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在侯建明看来,目前只有当医务人员遭遇到“多次扰乱社会秩序、导致医疗工作无法继续、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等情节严重的“医闹”行为,执法部门才依据《刑法》中相关规定对医闹涉事人员做出相应处理。但此时对于施暴者的追究刑罚,已经无法弥补医务人员受到的严重伤害和损失,甚至发生死、伤等难以挽回的惨痛结局。

他还建议,可以建立第三方评价系统,降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度。如医保局或保险公司评价医疗方案与医疗效果,避免患者对整体医疗系统的不信任。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的观察中,近年来杀医、伤医案屡见不鲜。10年来,暴力伤医事件总体呈上升趋势。

侯建明认为,针对上述行为可能因为法律践行困难和条款漏洞,而令施暴者免于定罪或降级处理,让伤医者更加有恃无恐,造成对医务人员的二次滋扰和伤害,甚至让言语暴力进阶为肢体暴力行为。

侯建明认为,现阶段多数患者及家属不了解有关医疗纠纷的司法程序,误认为其中涉及部门多、审理过程复杂、经济能力难以支撑,导致维权困难转而通过暴力伤医行为泄愤。因此,有关法律条文和司法流程的普及十分重要。

侯建明提醒,现有法律法规对非暴力行为或施暴未遂情况未作出明确规定。例如,拒不完全统计,除暴力伤害行为之外,还有约60%的医务人员遭受过语言暴力,7.9%的施暴者采用拉横幅、摆花圈、逼迫医生下跪等方式进行伤害和侮辱,2-3.8%表现为跟踪、尾随和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

他援引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7月至2018年7月的17年间,导致医务人员死亡的伤医案件一共有47件。广东、江苏、四川、浙江和北京是发生最多的省市。发生在三级医院的暴力伤医事件最常见,占67.6%;二级医院发生69例,占23.8%;一级医院发生12例,占4.1%。

从法律层面看,侯建明说,尽管我国《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指出“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但对于医闹群体入罪时机和打击措施未做具体阐述。

蔡卫平同样认为,应通过公平司法与积极普法,促进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化与可及性,引导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遇事找法,不可采取过激手段,让暴力伤医零容忍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蔡卫平建议,增加医务人员与患者交流的时间,把时间还给病人,强化人文关怀,最大限度减少医疗文书书写,推行表格病例,提高电子病历效率。

建议2:提高暴力伤医违法成本

蔡卫平也表达了同样观点。他建议,通过完善现有法律,为暴力伤医定性与从严定罚。

△ARJ21飞机大厂生产线

△ ARJ21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

他建议,简化诉讼、仲裁等司法程序、将医疗事故责任鉴定过程标准化、透明化,为患方提供法律援助,都有助于鼓励其在对医疗行为存在异议时,通过合法途径申请医疗事故责任鉴定,采取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减少暴力泄愤事件。